西奥多·麦克里迪是奥斯曼帝国领先的希腊考古学家和博物馆学家，他的生活和职业生涯跨越了奥斯曼帝国、共和土耳其和现代希腊，作为奥斯曼考古学的先驱之一，麦克里迪在巴勒贝克、以弗所、哈图沙、西顿和塞萨洛尼基等地指导或参与西欧考古任务，除了挖掘活动之外，麦克里迪还成为了领先的博物馆策展人，并保持着丰富多样的出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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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里迪在 1910 年代和 1920 年代的动荡时期活跃于奥斯曼帝国和共和土耳其，在他退休以及希腊和土耳其两国之间的关系和解之后，麦克里迪收到了邀请，成为了雅典贝纳基博物馆的创始馆长，从这时开始，麦克里迪就活跃在多个领域和多个国家。
作为拥有希腊血统的奥斯曼公民，麦克里迪对奥斯曼帝国多个遗址展开了挖掘，他在奥斯曼帝国博物馆的策展工作，以及在漫长的职业生涯结束时在雅典建立贝纳基博物馆，这些经历促使他成为了“极限科学家”，其世界性身份导致他在希腊和土耳其国家考古学和博物馆学中相对被忽视。
那么，麦克里迪对于考古学和博物馆学都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西奥多·麦克里迪于1872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法纳尔社区的阿卜迪苏巴西区。他是康斯坦丁·费里克·麦克里迪·帕萨的儿子，麦克里迪的父亲是一名军医，后来又晋升为准将军衔，据说这个家族的起源在奥斯曼马其顿的贝拉奇村，靠近索罗维奇镇。
1892年，二十岁的麦克里迪去到了奥斯曼帝国博物馆工作，负责协助博物馆副馆长哈利勒·埃德姆进行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麦克里迪与后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虽然埃德姆比麦克里迪大十岁，且早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西欧和中欧度过，但两人同时开始在博物馆工作，三十八年后几乎同时退休，这就导致两个人的关系十分密切。
麦克里迪的父亲是拜占庭硬币的狂热收藏家，他经常负责主持博物馆的钱币学委员会，并以个人名义将他个人收藏的 1214 枚拜占庭硬币出售给了帝国博物馆，也是在父亲的影响之下，麦克里迪对考古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倾向。
麦克里迪对于考古学的兴趣很快就超出了他的本职工作，从这时开始，麦克里迪便开始担任知名博物馆考古学家巴尔塔齐的学徒。
巴尔塔齐出生在伊兹密尔一个主要的希腊-黎凡特家族，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开始从事考古活动，并被邀请帮助建立和组织帝国博物馆，在这里，麦克里迪帮助巴尔塔齐识别，分类和记录从省级当局运往博物馆的可移动考古物品。
在巴尔塔齐手下做博物馆学徒后，在保持法国秘书职位的同时，麦克里迪——显然是在奥斯曼·哈姆迪的建议下——又开始承担新的职责。
麦克里迪偶尔会引导和护送外国代表团或重要游客参观博物馆，更重要的是，作为奥斯曼帝国博物馆的代表，麦克里迪成为外国使团代表奥斯曼帝国博物馆组织的发掘专员，虽然政府任命地方官员为不太重要的发掘专员，但博物馆会派出自己的人员进行比较重要的调查。
麦克里迪负责从后勤角度促进挖掘，并确保遵守奥斯曼帝国关于文物的立法：属于奥斯曼国家的文物份额将被运往伊斯坦布尔，在奥斯曼·哈姆迪计划建造的新大厅中展示。麦克里迪的职位需要掌握几种欧洲、古代和当地语言、官僚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他被分配到最重要的挖掘工作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能力以及奥斯曼·哈姆迪和哈利勒·埃德姆对他的信任。
这些职责为麦克里迪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在工作的同时麦克里迪还会抓住机会向他那个时代一些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学习，他作为考古人员的第一项职责是1897年的时候，在以弗所的奥托·本多夫领导下完成了在奥地利考古任务的挖掘工作。
1898年，麦克里迪还参观了德国对普里恩和米利都的发掘，除此之外，麦克里迪还多次被被指派担任奥托·普赫斯坦的发掘专员，由于麦克里迪的进步飞快，奥斯曼·哈姆迪在进入博物馆服务十年后委托麦克里迪管理自己的挖掘工作。
麦克里迪的第一次发掘是在西顿，奥斯曼·哈姆迪本人在 1880 年代挖掘了西顿，当时的他发现了一座石棺，这座石棺让他和整个奥斯曼帝国都得到了来自世界的赞誉，除此之外，奥斯曼·哈姆迪还在西顿意外发现了重要的文物，为了保证这些挖掘的文物不会遭到当地文物走私者的抢劫，奥斯曼·哈姆迪在1902年将任务分配给了麦克里迪。
作为专员，麦克里迪已经熟悉西顿及其考古遗址，他自己的发掘使他有机会作为考古学家发表第一篇学术出版物，在1902年至1905年间成功地继续在西顿进行挖掘，麦克里迪被要求在拉卡进行挖掘，他在阿拔斯王朝宫殿废墟中工作的时候，还以外发现了伊斯兰陶器这般的重要文物，随后，这些文物便被运往了帝国博物馆中收藏。
真正让麦克里迪在考古学中声名鹊起的是在德国考古学家雨果·温克勒领导下工作的那段时间，在雨果·温克勒手下工作的时候，麦克里迪的活动很快就超出了专员的范围，他在温克勒的监督下参与了挖掘工作。
麦克里迪在此期间参与发现了哈图沙遗址和导致赫梯语破译的石碑，包括那些概述赫梯人和埃及人之间的卡迭什条约的石板。
楔形文字石板在捷克东方学家贝德里赫·赫罗兹尼发现楔形文字大约十年后被破译，麦克里迪的成就是一项重大突破，并证实了赫梯语属于印欧语系，正如他与哈利勒·埃德姆的私人通信所示，麦克里迪试图说服他的主管，他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专员的职责，他在挖掘的过程中有着比德国团队成员更多的发现，然而，麦克里迪仍旧没有被允许在博阿兹柯伊发表任何考古发现。
麦克里迪的多才多艺很快就得到了温克勒的认可，温克勒要求奥斯曼帝国博物馆再次指派麦克里迪担任专员，理由是后者具有非凡的行政才能，并感谢他对挖掘的贡献。麦克里迪也跟上了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官僚职责。
虽然到达博物馆的文物数量不断增加，但麦克里迪还是决定将奥斯曼·哈姆迪发现的石棺从西顿运送到伊斯坦布尔，因此有必要建造一座新的博物馆建筑。奥斯曼·哈姆迪委托美术学院的建筑师兼教师亚历山大·瓦洛里设计一座新的博物馆建筑，而灵感就来自西顿石棺之一。
这座博物馆于 1891 年落成，在麦克里迪的组织下，部分文物也安全运输到了伊斯坦布尔，但鉴于文物的脆弱性和当时糟糕的交通基础设施，文物在运往奥斯曼帝国首都的过程中经常会遭到损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麦克里迪又去到了古代物品分类办公室工作，正是在这里工作的时候，麦克里迪和查尔斯·皮卡德发表了两人合作的第一项研究——研究了位于马尔马拉海比提尼亚海岸埃尔德克附近的古代塞西库斯。
1921年，麦克里迪还参加了法国考古团在伊斯坦布尔的发掘工作，特别是在耶迪库勒的金门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塞杜尔巴希尔，在那里他们挖掘出了所谓的“普罗泰西劳斯的坟墓”。
从1924年到他从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退休，麦克里迪一直在伊斯坦布尔进行挖掘，并在博物馆中做着各种各样的工作，特别是关于伊斯兰艺术收藏。
麦克里迪一生致力于古代研究，主要为奥斯曼帝国服务，同时也为共和的土耳其和希腊服务，也正是因此，麦克里迪的父亲决定让他在奥斯曼帝国的两所主要教育机构接受教育，一所是希腊人，一所是土耳其人，这表明了他的意识形态取向。
麦克里迪的父亲是奥斯曼帝国的将军，在父亲的影响下，他进入了奥斯曼帝国的官僚机构，这个职位成为他身份的决定性因素，值得注意的是，麦克里迪发现在他的姓氏中添加奥斯曼帝国的尊称“贝伊”是合适的，这是对“帕夏”儿子的礼节性称呼。
作为奥斯曼帕夏的儿子，这让麦克里迪感到骄傲。事实上，麦克里迪对这个头衔感到非常舒服，以至于后缀“贝伊”经常出现在他的几本学术出版物中。
麦克里迪经常和他在奥斯曼帝国博物馆工作时的主管哈利勒·埃德姆·贝伊进行联络，而在他们这段密切关系中最有说服力的方面之一是他们用法语进行联络。
虽然他们可以用奥斯曼土耳其语进行联络，但相比之下他们更喜欢用法语进行联络，这是他们曾经的学校的教学语言。
这种语言象征着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这使他们远离了奥斯曼土耳其和希腊的语言背景，并将他们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上，同时它还象征着奥斯曼土耳其人和奥斯曼希腊官僚之间的牢固纽带，他们通过帮助建立奥斯曼帝国博物馆并组织其活动，努力在奥斯曼帝国建立两个西方学科。
麦克里迪对奥斯曼帝国博物馆和奥斯曼帝国的忠诚表现在几个例子中。作为专员，他尽最大努力确保博物馆的安全，同时还在不断的参与着文物发掘工作，在麦克里迪写给哈利勒·埃德姆的一封信中，他说：“与某些人的想法相反，我们给人的印象不应该是挖掘是由博物馆以外的机构执行的”。
麦克里迪特别注意将所有文物安全地运送到奥斯曼帝国博物馆，对后来从奥斯曼帝国转移到希腊主权的考古遗址的发现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负责从塞萨洛尼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运送到早期的拜占庭讲坛。
同时，麦克里迪还将他在塞萨洛尼基郊区兰加达斯镇附近挖掘的希腊化坟墓的大理石门转移到了帝国博物馆，这些文物至今仍然属于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收藏。
麦克里迪的一生跨越了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和希腊，虽然他从未在西欧或中欧生活过，但他的研究在西方进行了发表并得到了认可，出现在了欧洲的主要学术期刊上。
即便如此，麦克里迪也不能被归类为“殖民科学家”，因为他没有在西欧和中欧的主要国家之一接受过教育，不像哈利勒·埃德姆或瓦西里奥斯·米斯塔基德斯。
与麦克里迪那个时代的许多伊斯坦布尔希腊人不同，他没有在雅典大学学习，这是1837年在东南欧建立的第一所大学，其目的是作为传播西方思想和知识的典范。
麦克里迪的教育仅限于奥斯曼帝国首都最著名的两所教育机构：希腊高中，这所中学可以说是奥斯曼帝国作为西方科学知识切入点的第一所教育机构，以及加拉塔萨雷高中，坦齐马特的旗舰机构之一，最适合帮助麦克里迪在奥斯曼帝国政府中追求职业生涯。
加拉塔萨雷高中的成立象征着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促进弥合根深蒂固的分歧，并促进致力于捍卫西化帝国利益的奥斯曼资产阶级的出现。
麦克里迪获取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知识的手段与奥斯曼帝国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引入和建立有着内在的联系，由于奥斯曼·哈姆迪建立奥斯曼考古学院的计划从未实现，麦克里迪在履行行政职责时只能依靠学徒制获取知识。
麦克里迪与巴尔塔齐，温克勒，普希施泰因一起工作，使他有机会获得宝贵的应用知识，很快，麦克里迪认为自己不仅仅是奥斯曼帝国外国考古任务发掘的促进者。通过他对奥斯曼帝国土地历史的掌握，他的直觉，他不知疲倦的精神和耐力，他承担了职责并获得了考古学家和博物馆学家的头衔。
虽然很难将麦克里迪与单一国家科学传统的出现联系起来，尽管他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将自己定义为奥斯曼考古学家和博物馆学家，但不可否认的是，麦克里迪为希腊和土耳其博物馆学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1920年代中期，麦克里迪参与了关于共和土耳其新首都安卡拉的城市规划讨论。应国民教育部的要求，他编写了一份关于安卡拉建设期间历史古迹保存和保护的报告，指出“历史古迹是一座城市最珍贵的装饰品。
在没有此类纪念碑的国家，他们怀着敬畏和羡慕的心情观察。他指出，美国人建造了佩加蒙神庙的复制品，在瑞士正在组织一场关于重建佩加蒙遗址的竞赛。他最后说：“我们的祖国拥有这些古董遗址中最优秀的，我们的责任只是保护这些”。
西奥多·麦克里迪的生活和工作有助于阐明奥斯曼帝国晚期、土耳其和希腊的考古学和博物馆学历史，虽然不否认他的种族背景，但麦克里迪在履行职责时完全能够避免引起人们对他的种族的关注。
麦克里迪是一位世俗的奥斯曼希腊官僚，代表并捍卫公共利益，正如曼塞尔所说：“麦克里迪以其对考古学的深入了解、良好的举止和技术技能而著称，他在大型文物运输方面获得了这些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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